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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
第壹章
2018-5-26 06:02
她壹定叫做維洛烈嘉。客貨輪緩緩駛入西貢河，堤岸景色從微紫而黑。當時她穿壹件繡蘭豆紅越南絲長衫，足踏壹雙漆木嵌珠貝木屐，長發盤在頭上，身子在初夜裏十分單薄，乍看以為是個十二、三歲的孩子，下得船來方發覺她臉上長滿了皺紋，仿佛飽經憂患。
“先生，玫瑰花。”
她身後卻緩緩地駛過壹列裝甲運兵車，接著又是大軍車，南越士兵的長槍與刺刀在黃昏入夜裏閃閃發亮。我舉起照相機，女子便順從羞怯地笑著：“五百盾，先生。”
她在黑暗中依舊柔軟羞怯。晚上有蚊，酒店房間的床掛了蚊帳，蚊群仍在帳外轟轟作響。我們在黑暗中互相摸索，她只脫掉寬松的長襪，胸前的蘭花開放如春。我還是第壹次接觸女體，忙亂驚喜，乍以為青梅竹馬，兩情雙悅。而她只是用結結巴巴的英語，說：“五千盾，先生。”
我們在蚊帳內靜靜相擁，街外亮了藍光，壹架坦克，卡隆卡隆地駛過，遠去了，街上便異常靜寂。借壹點昏藍的街燈，她提起我的手，忽然彈起，用越南話急急解釋什麽，可能是宵禁了。我還沒來得及答話，她拿了五千盾便走了，遺下了壹束微微萎謝的玫瑰，散發著香氣。我便沖往向街的窗戶，大叫：“哈啰。哈啰。”有人便在對街揮動壹朵繡在長衫的蘭花。想她在黑暗中脫下長衫了。我拋下那束微微萎謝的玫瑰，高聲道：“妳叫什麽名字？”聲音在寂靜的街道上來回反復。此時夜空亮了信號彈，像煙花。
“我叫做維洛烈嘉。”
我懷疑這只是我的幻覺。翌日西貢市仍然滿街三輪車夫，賣香蕉、避孕套的小販，及小偷。戰爭從來未曾存在，我在“歐陸酒店”對門的咖啡座，喝壹杯越南的EYPRESSO，在廣場另壹邊看到了維洛烈嘉，在賣明信片：“五百盾，先生。”她今天換了壹件繡紋竹了哥長衫，遠遠看見了我，揚起三角草帽招呼。我喚她：“維洛烈嘉。維洛烈嘉。”只是她不會聽到，因為發生了爆炸。
爆炸之後非常靜，像電影的默片，沙沙地播著，忽然斷了片，只映著灰白的條光。壹個吃驚的男孩靠著墻，手裏還握著自行車的方向盤，只是車身不知去向。瞎眼小偷在翻起的泥土摸索手表、自來墨水筆。維洛烈嘉伏在地上，她的臉還是驚異羞怯，不知在看些什麽，嘴角微微帶笑，手裏還握著壹張明信片。
再回到越南，已經是十幾年後的事。我已經從壹個初到法國念建築的學生，退了學，變成了法國共產黨黨員，而且在馬賽市聯結第三世界工人階級，吸納黨員，大選期間四處拉票。1975年越南革命成功，1976年中國四人幫已經倒臺，1978年我正考慮離開法國，退出共產黨，這時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邀請歐洲共產黨員參觀建設，我就再回到越南。
還是看到了維洛烈嘉。機場掛滿了紅布條和鮮花，她穿了軍服，頭戴紅星帽，在胡誌明的畫像下迎接外賓。我大吃壹驚，匆匆拿起照相機，給她拍壹幅照，鎂光燈閃動壹刻，她竟然向鏡頭敬禮：“歡迎國際朋友來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。”——不對。維洛烈嘉並不會說法語，聲音從不響亮，而且她壹點也沒長老，只是臉上還是介乎盛放與萎謝之間，長著細細的皺紋。我只好道：“十分眼熟。或許十多年前我來西貢時見過。”她只淡淡地看我壹眼：“不可能，我壹直住在河內。而且，先生，請記著，西貢已經改名胡誌明市。”
胡誌明市紅旗飄揚，巨大的革命標語在街道中矗立，街道倒是寬闊冷淡了很多，和我印象中的西貢，似曾相識，但其實已經是另壹番景象了。
在新經濟區我們參觀了革命熱情。整排整排的草屋，稻米碧綠如海，池塘裏養著肥大的對蝦，小孩笑語喧天，果真是人間天堂。我卻在壹間草屋裏，離了隊，吸壹支煙，公雞在屋裏咯咯啄食，赤裸而無人照管的骯臟小孩，號啕大哭。維洛烈嘉來找我。我們在幽暗的小屋裏默然相對。良久我方問：“到底新經濟區有多少人餓死呢？”維洛烈嘉在窗前，窗外陽光非常光亮，她不過是影子，緩緩地轉過身來，道：“我愛我的國家。請原諒我。”又轉過身去了，頭揚得非常高：“美軍轟炸河內時我被父母送到市外壹個營房暫避。在營裏有時有打美軍的紀錄片看。我看了很高興，拍了掌。回到河內時，返家途中，看見湖裏掉了壹只巨大的美軍B—52飛機。還未到家，已經到處碎瓦。我發狂地亂抓亂找，但從此沒了我的家和我的父母。黨便是我的家，我的父母。有時午夜在孤兒院裏醒來，夢見自己不斷在拍掌，便獨自地哭了。”她輕輕地走近我，雖然還穿著軍服，此刻十分嫵媚，低聲道：“因為我愛我的國家，所以……”
回胡誌明市時，她和我共壹架汽車，正是黃昏入夜。汽車拋錨，我們便在車外看天色慢慢轉暗，滿天散落的星星，竟然有幕天席地的親密了。
在紅旗與胡誌明畫像之下我們分手，銀樂隊奏了國際歌：“英德格雄耐爾，就壹定要實現，這是最後的鬥爭……”在壹片單簧管鼓樂聲中，革命同誌肅立，她卻遙遙地向我敬個禮。我高聲道：“再見。維洛烈嘉。”
回到馬賽後收到她壹張明信片，署名“維洛烈嘉”。又道：“如果我叫做維洛烈嘉，那壹定是什麽時空，我們曾經邂逅，但已無法追認了。因為無論個人或歷史，看來只有壹次。但其實超越個人與歷史視野，壹切也不過在重復。我們會再見的，前世今生。”
我也回到香港，變回了壹個營營役役的小商人，與夥伴搞木材買賣，又來到了越南，在西貢河邊，黃昏夕照，日本膠卷的廣告招牌代替了革命標語。我說：“胡誌明市還跟二十年前壹樣美麗而遲緩。”接待的越南商伴說：“是麽，現在又叫做西貢了，又有了姑娘，又有酒吧了，不就跟二十年前壹樣麽。”
連維洛烈嘉也壹樣，身子單薄，長著細細的皺紋，不過穿了行政人員的套裝，在法越合資的標致車行當營業經理。我們是她公司開業半年以來第壹批客人，她便殷勤招待。我只拿起了照相機，留住了維洛烈嘉第三張臉。我年紀已大，遂不動聲色。她亦落落大方，操流利英法語及普通話，原來是壹個旅法歸國越僑。
在改革開放後重開的西貢REX酒店頂樓的餐廳，小提琴奏著巴格裏尼，我們還點了伯加地紅酒。維洛烈嘉多喝了些，忽然瞄著我，用法語道：“這位先生我見過，是不是在巴黎？”“我住在馬賽。”“那……是不是在紐約呢？……1974年的聖誕？”“唉，不，那年聖誕我到滿地可。”“這……是在新加坡嗎。”“新加坡我沒到過，或許就在西貢呢。”“西貢？我1989年才第壹次回來西貢，妳在嗎？”
我還是和維洛烈嘉在黯紅的舞池起舞。中年樂隊竟奏起了WZNASIMONE的WILDASTHEWIND，男歌手竟然也憂怨萬分，幾近靡靡之音，我不由地將維洛烈嘉擁緊了些。她感覺到了，微微壹笑，只道：“歲月催人老。”我壹怔，道：“對我嗎？”她笑道：“對妳也對我，相距永遠壹樣。多麽公平。”我訝然於她婉轉的殘忍。我只好道：“妳看，九十年代的越南也有聰明殘酷的事業女性了。”她便道：“妳難道以為西貢還只有妓女，或愛國幹部？時代不壹樣了。”
“先生，玫瑰花。”
她身後卻緩緩地駛過壹列裝甲運兵車，接著又是大軍車，南越士兵的長槍與刺刀在黃昏入夜裏閃閃發亮。我舉起照相機，女子便順從羞怯地笑著：“五百盾，先生。”
她在黑暗中依舊柔軟羞怯。晚上有蚊，酒店房間的床掛了蚊帳，蚊群仍在帳外轟轟作響。我們在黑暗中互相摸索，她只脫掉寬松的長襪，胸前的蘭花開放如春。我還是第壹次接觸女體，忙亂驚喜，乍以為青梅竹馬，兩情雙悅。而她只是用結結巴巴的英語，說：“五千盾，先生。”
我們在蚊帳內靜靜相擁，街外亮了藍光，壹架坦克，卡隆卡隆地駛過，遠去了，街上便異常靜寂。借壹點昏藍的街燈，她提起我的手，忽然彈起，用越南話急急解釋什麽，可能是宵禁了。我還沒來得及答話，她拿了五千盾便走了，遺下了壹束微微萎謝的玫瑰，散發著香氣。我便沖往向街的窗戶，大叫：“哈啰。哈啰。”有人便在對街揮動壹朵繡在長衫的蘭花。想她在黑暗中脫下長衫了。我拋下那束微微萎謝的玫瑰，高聲道：“妳叫什麽名字？”聲音在寂靜的街道上來回反復。此時夜空亮了信號彈，像煙花。
“我叫做維洛烈嘉。”
我懷疑這只是我的幻覺。翌日西貢市仍然滿街三輪車夫，賣香蕉、避孕套的小販，及小偷。戰爭從來未曾存在，我在“歐陸酒店”對門的咖啡座，喝壹杯越南的EYPRESSO，在廣場另壹邊看到了維洛烈嘉，在賣明信片：“五百盾，先生。”她今天換了壹件繡紋竹了哥長衫，遠遠看見了我，揚起三角草帽招呼。我喚她：“維洛烈嘉。維洛烈嘉。”只是她不會聽到，因為發生了爆炸。
爆炸之後非常靜，像電影的默片，沙沙地播著，忽然斷了片，只映著灰白的條光。壹個吃驚的男孩靠著墻，手裏還握著自行車的方向盤，只是車身不知去向。瞎眼小偷在翻起的泥土摸索手表、自來墨水筆。維洛烈嘉伏在地上，她的臉還是驚異羞怯，不知在看些什麽，嘴角微微帶笑，手裏還握著壹張明信片。
再回到越南，已經是十幾年後的事。我已經從壹個初到法國念建築的學生，退了學，變成了法國共產黨黨員，而且在馬賽市聯結第三世界工人階級，吸納黨員，大選期間四處拉票。1975年越南革命成功，1976年中國四人幫已經倒臺，1978年我正考慮離開法國，退出共產黨，這時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邀請歐洲共產黨員參觀建設，我就再回到越南。
還是看到了維洛烈嘉。機場掛滿了紅布條和鮮花，她穿了軍服，頭戴紅星帽，在胡誌明的畫像下迎接外賓。我大吃壹驚，匆匆拿起照相機，給她拍壹幅照，鎂光燈閃動壹刻，她竟然向鏡頭敬禮：“歡迎國際朋友來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。”——不對。維洛烈嘉並不會說法語，聲音從不響亮，而且她壹點也沒長老，只是臉上還是介乎盛放與萎謝之間，長著細細的皺紋。我只好道：“十分眼熟。或許十多年前我來西貢時見過。”她只淡淡地看我壹眼：“不可能，我壹直住在河內。而且，先生，請記著，西貢已經改名胡誌明市。”
胡誌明市紅旗飄揚，巨大的革命標語在街道中矗立，街道倒是寬闊冷淡了很多，和我印象中的西貢，似曾相識，但其實已經是另壹番景象了。
在新經濟區我們參觀了革命熱情。整排整排的草屋，稻米碧綠如海，池塘裏養著肥大的對蝦，小孩笑語喧天，果真是人間天堂。我卻在壹間草屋裏，離了隊，吸壹支煙，公雞在屋裏咯咯啄食，赤裸而無人照管的骯臟小孩，號啕大哭。維洛烈嘉來找我。我們在幽暗的小屋裏默然相對。良久我方問：“到底新經濟區有多少人餓死呢？”維洛烈嘉在窗前，窗外陽光非常光亮，她不過是影子，緩緩地轉過身來，道：“我愛我的國家。請原諒我。”又轉過身去了，頭揚得非常高：“美軍轟炸河內時我被父母送到市外壹個營房暫避。在營裏有時有打美軍的紀錄片看。我看了很高興，拍了掌。回到河內時，返家途中，看見湖裏掉了壹只巨大的美軍B—52飛機。還未到家，已經到處碎瓦。我發狂地亂抓亂找，但從此沒了我的家和我的父母。黨便是我的家，我的父母。有時午夜在孤兒院裏醒來，夢見自己不斷在拍掌，便獨自地哭了。”她輕輕地走近我，雖然還穿著軍服，此刻十分嫵媚，低聲道：“因為我愛我的國家，所以……”
回胡誌明市時，她和我共壹架汽車，正是黃昏入夜。汽車拋錨，我們便在車外看天色慢慢轉暗，滿天散落的星星，竟然有幕天席地的親密了。
在紅旗與胡誌明畫像之下我們分手，銀樂隊奏了國際歌：“英德格雄耐爾，就壹定要實現，這是最後的鬥爭……”在壹片單簧管鼓樂聲中，革命同誌肅立，她卻遙遙地向我敬個禮。我高聲道：“再見。維洛烈嘉。”
回到馬賽後收到她壹張明信片，署名“維洛烈嘉”。又道：“如果我叫做維洛烈嘉，那壹定是什麽時空，我們曾經邂逅，但已無法追認了。因為無論個人或歷史，看來只有壹次。但其實超越個人與歷史視野，壹切也不過在重復。我們會再見的，前世今生。”
我也回到香港，變回了壹個營營役役的小商人，與夥伴搞木材買賣，又來到了越南，在西貢河邊，黃昏夕照，日本膠卷的廣告招牌代替了革命標語。我說：“胡誌明市還跟二十年前壹樣美麗而遲緩。”接待的越南商伴說：“是麽，現在又叫做西貢了，又有了姑娘，又有酒吧了，不就跟二十年前壹樣麽。”
連維洛烈嘉也壹樣，身子單薄，長著細細的皺紋，不過穿了行政人員的套裝，在法越合資的標致車行當營業經理。我們是她公司開業半年以來第壹批客人，她便殷勤招待。我只拿起了照相機，留住了維洛烈嘉第三張臉。我年紀已大，遂不動聲色。她亦落落大方，操流利英法語及普通話，原來是壹個旅法歸國越僑。
在改革開放後重開的西貢REX酒店頂樓的餐廳，小提琴奏著巴格裏尼，我們還點了伯加地紅酒。維洛烈嘉多喝了些，忽然瞄著我，用法語道：“這位先生我見過，是不是在巴黎？”“我住在馬賽。”“那……是不是在紐約呢？……1974年的聖誕？”“唉，不，那年聖誕我到滿地可。”“這……是在新加坡嗎。”“新加坡我沒到過，或許就在西貢呢。”“西貢？我1989年才第壹次回來西貢，妳在嗎？”
我還是和維洛烈嘉在黯紅的舞池起舞。中年樂隊竟奏起了WZNASIMONE的WILDASTHEWIND，男歌手竟然也憂怨萬分，幾近靡靡之音，我不由地將維洛烈嘉擁緊了些。她感覺到了，微微壹笑，只道：“歲月催人老。”我壹怔，道：“對我嗎？”她笑道：“對妳也對我，相距永遠壹樣。多麽公平。”我訝然於她婉轉的殘忍。我只好道：“妳看，九十年代的越南也有聰明殘酷的事業女性了。”她便道：“妳難道以為西貢還只有妓女，或愛國幹部？時代不壹樣了。”
